中国有多少人看不到医生?这似乎是个荒诞的问题。
多数中国人理解中的「医生」,除了医院坐诊里的白大褂,还可能包括了药师、技师、乡医、卫生员、游医等等,一辈子总不可能遇不到。
不过,按照法定标准,后面这些都不是真的医生。法定意义上,医生需要拿到执业(助理)医师资格。截至2016年,中国共有320万个有执业(助理)资格的医师,包含临床、中医、口腔和公共卫生四类,「平均」每433人能摊到一个。
而且,这个分配实际上并不「平均」,在贵州农村,每900人才有一位执业(助理)医师。在西部省份很多农村地区,连基层医疗机构都尚未全覆盖。
这意味着,可能有数千上万的中国人,如果不去大医院,一辈子都没机会看上一次真正的「医生」。而对于那些能够看上医生的城市居民而言,看到医生的过程,也比直觉更为艰辛。
基层卫生服务,一个难题
对于普通人而言,大多数的医疗需求,都不过是头疼脑热、慢病管理、体检、打疫苗一类的「小毛病」。这时需要用到的医疗服务,是初级卫生保健。
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,办得好的初级卫生保健能解决95%的民众健康需求。老百姓日常最应该去的地方,其实就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乡村卫生所等,但在中国,基层医疗却问题重重。
现行医疗制度下,中国居民的初级卫生保健主要由四个体系共同完成:城镇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,农村居民的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,以及负责专门领域的妇幼保健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● 2007年,当时的卫生部启用了统一的社康标识,方便识别
不过,生活常识和研究都告诉我们,城市居民不爱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。其核心原因,就是对其医疗技术和医生技能的不信任和不满意。
造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技术低下的原因也很简单:虽然是公益型国有机构,却长期资金不足,生存都有问题。
按照现行规定,每个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都需要承担一些初级卫生保健职能,即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」。其中包括建立全民健康档案、给小孩打疫苗,还有儿童、孕产妇、老人、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,以及基本的疫情控制。
●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海报。不论城乡,这些服务人人都有权享受
这些基本服务项目的运作,主要靠国家补助。补助是按辖区的常住人口的「人头」算的,2018年每人的补助标准是55元。这些钱乘以人数,再按照特定比例划给社区/乡镇村卫生服务机构,作为经费。这个比例各地不同。
事实上,直到2009年,这个补助标准还是每人每年10元。学者夏海晖曾计算,当年广州市的基层医疗服务成本是每人37元,仅广州一市,每年就空缺一亿多。如果考虑基层服务中心/站的其他运营成本,政府投入的成本不足实际的10%。
即便是今天的55元标准,仍不够消除社区卫生服务资金短缺的弊病。据学者测算,2015年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产生的人均成本已经超过了65元。
其结果,就是逼着它们拼命压低人力成本。
2016年,中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部人员中,有72.1%的学历为大专及以下。《辽沈晚报》报道,2017年沈阳市社区卫生服务招聘毕业生,月薪只有1500-1800元。
● 医学生找工作常要求「四证齐全」,即医师资格证、规培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,医师资格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
剩下的钱怎么办?除了财政有限的专项经费、补助和诊疗费补偿,只能靠自己。
在2016年大整顿之前,中国很多地区的「社区卫生服务站」实际外包给了个人。
比如央视曝光过的福建省邵武市,卫生服务站承包商每年还需要倒找给政府一万多元,用来垫付当地卫生局购买办公楼的贷款和利息。
● 焦点访谈的报道画面,2004年
跟随资金问题的还有编制问题。
2017年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指导意见》规定,只有政府开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定编制的,再下属的服务站不核定编制。没有编制常常意味着政府不负担人力成本,很多机构需要自负盈亏。
于是在很多地区,社区医师可以不需要执业(助理)医师证,只需「社区医生上岗证」即可。它是市里、省里评定的,和行医执照分离,只要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取得。
去年,《法制晚报》就报道过在北京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站,一位杨姓医生无照执业。该服务站答复称,杨医生有「上岗证」,可以执业。
即便有执照,社区医院也广泛存在「超范围执业」。按理说,社区医生应该拿的是「全科医生」执照,但由于历史、管理等多方面因素,全国半数以上的社区医师没有转成全科医生。
而且,拿着全科医生执照,也未必真的「全科」。
2016年针对上海市嘉定区的一项研究发现,该区社区医师中拿着「全科医生」证照的,有62.12%不会做B超,38.91%不会看X光片,78.16%不会用眼底镜。
因此,广大市民不愿意去遍布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看病,只顾着和全省全国人民一起挤向少数几家三甲医院,实在是人生经验使然。
其结果是,基层医疗服务中心资源被大量闲置,而三甲医院不堪重负,重点科室医生不足,更加恶化了上述的问题。
农村人更看不见医生
初级卫生保健在城市尚且如此,农村的缺口就更为严重了。
社会发展的不均衡,会对初级卫生保健产生重要影响。而在中国,最大的发展不均衡,就是城乡二元化差异。这种差异对群体健康的影响尤为明显。
● 三个关键的初级卫生保健指标,在中国的城乡差距。前两组的单位是千分之一,后一组的单位是十万分之一
直到今天,中国大部分乡村医生依然没有执业(助理)医师资格。他们拿的是「乡村医生执业证书」。这意味着,那些一辈子只在村里看病的农民,有极大概率一辈子也看不到真正的注册医师。
● 中国现有90多万名不持执业资格证的乡村医生和六万多名卫生员,是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(助理)医师人数的三倍。他们多是上个时代留下来的从业者:乡村医生中一半人的工作年限已经超过了20年
1985年,国家取消了「赤脚医生」,推行「乡医证」考试。第一批获得「乡医证」的群体大多是从前的「赤脚医生」。
不过,「乡医证」只意味着从业资格,之前的合作医疗体系解体之后,大多数乡医都处于半个体状态,没有了国家统一的补助,主要靠诊治疾病和开药获得收入。
乡村医生们的职责范围也高度不明确。以前面提到的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」为例,国家文件认为,村一级的卫生室应当承担40%的任务,剩下的主体由乡镇级的卫生院承担。
但实际上,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往往处在一种「微妙」的平衡上,经常需要争取同一批建设资金和同一批客源,对于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又喜欢互相推诿。
● 疫苗就是乡镇和村卫生服务机构的重叠领域之一。按照政府规定,接种点可以在乡镇,也可以在一个村或几个村范围内
另一方面,卫生系统从十多年前开始,艰难地推行「乡村医生执业化」,不断提升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在乡医中的比例。从2010年到2016年,这个比例从15.5%提升到了30.3%。不过,由于待遇提升不上去,很多现有「乡医」的考证动力不足。
● 旧乡医证。图片来自江西省上栗县官方
就在今年,国家新上线了「乡村全科助理医师证」资格考试,算作正式执业资格的一部分。(原)卫计委提出,要为140万乡村医生提供免费培训,到2020年「力争让所有乡村医生都有中专以上学历,和执业资格」。
这项新政能否在将近100万名需要考证的乡村医生中推行下去,还有赖时间的检验。
医生都去哪了?
基层缺乏合格的医生,按照行政决策的逻辑,似乎只要专项培养一批派到基层去,或者对基层医生加以专项培训,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,难题就可以解决了。
不过,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缺基层医生和护士。即便是美国、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,也动辄宣称自己需要十几万某科医生。
当然,不同地区的「缺医生」,不是一回事。
医护人员的缺口,是根据决策部门或学者研究计算「需要多少」医生来确定的。比如说,某国想要在2020年达到每万人有十名医生,这个目标与现有医生人数的差距,就是这个人员缺口。
各国发展程度不同,需要医生的数量和种类也不同。在发达国家,由于社会老龄化,更缺的往往是全科医生、保健医师和护士,以及心血管外科等与老年人相关的岗位。
● 美国医师协会(AAMC)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,到2030年,美国医生的缺口可达12万名。图中不同的实线和虚线代表不同口径预测出的医生需求和供给
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,比如在非洲大陆,对医生的需求增长主要是人口推动的。
● 来自盖茨基金会发布的《目标守卫者2018》报告。如今,非洲60%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。假以时日,这块大陆将见证比上世纪的亚洲更疯狂的人口增长
联合国预测,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增长下去,到本世纪末,地球上将多出30亿非洲人。可想而知,这将带来多么庞大的初级卫生保健需求。
非洲到2022年将产生20万的医生缺口,随着人口增长,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。不幸的是,目前的贫困使它留不住优秀人才,好医生纷纷「用脚投票」,跑到发达国家。比如说,尼日利亚本土只有3.5万名医生,但美国有8000名尼日利亚医生。
「用脚投票」在中国医生之间也很普遍,只不过他们不是移民出国。
根据不同统计口径,我国目前的医生缺口为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,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儿科。
2017年,中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.55名儿科医师,如果到2020年要让每一千名儿童拥有一名医生,这个缺口可能达到20万。
中国也缺初级卫生保健医师。仅国家卫计委统计的一项目标——到2030年要让中国每万人有5名全科社区/乡村医生,就带来50万的全科医生缺口。
但极度缺人不意味着职业吃香,如前所述,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需求,是靠大量低薪而低学历、低素质甚至没资质的人填充的。
医生们「用脚投票」,正是从这类待遇差的基层医疗服务单位、「坏科室」,「移民」到三甲医院、「好科室」,乃至赚得更多的药企、医疗器械、新能源、保险、医美行业。
大多数一线城市医药代表的月薪,算上提成,在八千到一万以上,远高于社区医师的平均水平。
公众号「医药代表」的线上调查发现,医药代表学历在大专及以下的只有34.7%,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中却有72.1%,前者的总体学历远高于后者。
在可见的未来,如果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仍得不到有效改善,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只能越来越挤,民众看病只能越来越贵、越来越难。
尤其是那些至今仍看不到医生的农村居民,他们的将来,要么在打工子女的陪同下去三甲医院苦苦煎熬,要么继续在家乡接受水平有限的村医诊治。
部分参考文献
1、 AMMC,2018 UPDATE: THE COMPLEXITIES OF PHYSICIAN SUPPLY AND DEMAND: PROJECTIONS FROM 2016 TO 2030,2018-04-11. Avalible at https://news.aamc.org/press-releases/article/workforce_report_shortage_04112018/
2、 Lien S S, Kosik R O, Fan A P, et al. 10-year trends in the production and attr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graduates: an analysis of nationwide data.[J]. Lancet, 2016, 388:S11-S11.
3、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. 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[M].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, 2017.
4、 国卫基层发〔2017〕46号.关于做好2017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
5、 国卫基层发〔2018〕18号.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
6、 彭鑫.社区站一「票」难求的背后.医药经济报.2008-06-16 http://www.yyjjb.com/html/2008-06/16/content_72235.htm.
7、 央视朝闻天下栏目.国家卫生计生委:140万乡村医生将接受免费培训.2017-07-14 http://video.sina.com.cn/p/news/o/doc/2017-07-14/070866633693.html
本文来源:大象工会
本文作者:徐子明